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全球本土化”｜社会科学报

　　当前世界正处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之下。近年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和认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成为实现这一理念的文化源泉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世界接轨?怎样在对外传播中国话语的过程中体现自身的特质?这有待学界展开深入的理论思考。最近，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上，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王宁当选为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本报记者借此机会，就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相关理论问题，对王宁教授进行了专访。

　　全文大约3700字，阅读时长约为10分钟。

　　报纸原文：《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全球本土化”》

　　本报记者 肖白

　　记者: 虽然现代性早已不再是西方语境中的一个新的论题，但它在近百年的历史上却始终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影响下，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也即新文学传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流变，它现在确实更加接近世界文学主流，并已成为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理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作为一位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者，您是怎么思考的?

　　王宁：当全球化在中国得到学界讨论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论调，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而西方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因为西方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而美国则是西方国家首屈一指的强权帝国。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并不错，但是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往往忽视了另一个不争之实：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帝国的霸权文化观念很快就渗入到非西方社会，但是另一方面，一些非西方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也在缓缓地向帝国的中心运动，进而逐渐使得西方的文化变得混杂和不纯。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们也试图与主流的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进行交流和对话。在这方面，翻译在引进西方文化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在与之交流和平等对话方面则显得相对弱势，造成的一个结果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在外部世界鲜有人了解，因而长期以来便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境地。

　　中国古典文学由于长期以来的与世隔绝和对外来影响的抵制和保守态度，其自身的发展并未受到多少外来影响。但与其相对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新传统则是直接在西方的影响下形成的。当我们在讨论全球现代性和世界文学时，我们无法回避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确实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在广泛深入地参与全球现代性的本土化实践，并成为这种全球现代性的一个中国变体。因而，中国产生出的现代性就有着不同的形式：经济的、政治的、文学的和美学的诸种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共同形成了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它一方面从中国的独特经验和实践出发，有力地消解了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宏大叙事”和“单一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在这种消解的过程中凸显了自己的特色，从而为多元现代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现代性大大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因为其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因素往往交织为一体，它的各种形式自然也就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在文学和文化中。这样看来，中国的现代性的出现就是一种另类的(alternative)和复数的现代性(modernities)，它有力地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单一的现代性。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则消解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立，使得现代性在一个新的时代又被赋予了更多的后现代因素，这一特征尤其可以在中国的上海、深圳等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性中看出。

　　无疑，翻译西方文学所作出的努力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国际化乃至全球化的进程，使其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上。虽然一些国内的学者指责这种大面积的译介外国文学与文化的活动导致了“全盘西化”或中国文化的“殖民化”，但我始终认为，这种形式的翻译实际上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确实带有某种“殖民化”(西化或现代化)的色彩，而另一方面则是实现了“非殖民化”，也即在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对话中消解了殖民主义霸权。我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后者的成效将变得更为明显。

　　记者：毫无疑问，当今时代处于霸权地位的语言是英语，这种情形是历史形成的。在全球化进程中汉语将如何发挥自己的影响?在未来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我们应该如何为中国文化重新定位?

　　王宁：在当今时代，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那么这一点又具体体现在哪里呢?我认为就在于这一事实：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正在向中心运动，最终将有力地消解固有的中心意识——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可以说，全球文化在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和互动。因此，用“全球本土化”这一术语来描述这一张力是十分合适的。

　　在谈到语言的作用时，我们可以在这样一种“全球本土化”的文化情景中发现更多的迹象。就拿英语作为例子。一方面，英语的普及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交流和文化生活;但是另一方面，英语也经历着一种“裂变”，也即从单一的标准英语分裂成诸多具有本土方言和语法规则等后殖民特色的混杂的英语(Englishes或englishes)。我们甚至可以预言，也许在未来的年月里，随着这种“裂变”现象的愈益明显，当我们用不同形式的英语进行交流时，或许也需要翻译了。这样一来，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作为一种民族—国别语言的英语的单一身份也被“无情地”消解了，因为英语已经发展演变为世界上公认的一种通用语(lingua franca)。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碰到一起时，往往会不约而同地暂时放弃自己的母语，而改用英语进行交流。同样，作为世界上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言的汉语，其当下的状况及未来走向又是如何?汉语将在全球文化的语境中扮演何种角色?这是我努力探讨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汉语确实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另一种主要的语言，它的逐步强势将对建构新的世界语言体系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对于我们在全世界普及和推广中国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也许我们仅仅注意到汉语疆界扩大的积极方面，而忽视了其另一个方面。实际上，汉语疆界在扩大的同时，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也有些变得模糊了，它在某些方面也像英语那样逐渐变得混杂和包容，对于这一现象，许多学者已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然而，汉语的混杂和包容现象使其能够成为仅次于英语的世界上第二大主要语言，从而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起到英语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在另一些方面，汉语也可以作为一种主要的交流工具与英语产生某种互动和互补的作用。这一前景已经在下面几个方面初露端倪：大量的中国移民在海外保持了这种语言的活力;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使汉语日益变得普及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教授和研究;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另一些电子交流工具的普及使得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和手机用户。而这反过来又对普及和推广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因此，在未来的年代里，我们甚至可以预言，一种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将逐渐形成，它不仅以民族—国别作为疆界，而且也以语言作为疆界。即不仅有一种英语文化或汉语文化，而将会出现多种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在这样一个不同的文化共存和互补的新格局下，中国文化也将随着世界“汉语热”的发展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记者：在全球化时代，精英文学受到严峻的挑战，比较文学出现危机的症状时，世界文学倒是异军突起并迅速进入国际人文学术的前沿。而中国的文学翻译在今天看来仍是极不平衡的，很多西方文学名著都有中译本，而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其他语言的则不是很多。其中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应该如何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版本”?

　　王宁：中国文学自晚清以来就开始逐渐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被“边缘化”了。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从而使得中国文学再度兴盛并更加接近世界文学的主流，中国的知识分子发起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将西方的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译介到中国来。由于这种全盘西化的尝试，中国的文学翻译在今天看来仍是极不平衡的，几乎所有的西方文学名著都有不止一个中译本，而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其他语言的则不是很多。部分原因在于缺少优秀的译者，另一些原因则在于西方文学研究界以及大众传媒领域长期以来受到东方主义的偏见的主导。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也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通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文学研究更是备受冲击，并且经常被人认为已经“死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全球化在使民族文化趋同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为了使中国文学在一个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一些中国学者和译者，包括我本人在内，曾经认为这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也即我们在大量译介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同时，却很少将自己的文学作品译成世界主要语言，尤其是英语。但翻译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其中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复杂原因。

　　首先，由于东方主义的盛行及其意识形态的干预，西方的读者长期以来对东方以及东方人，包括中国和中国人，已经形成了某种成见，要改变这种成见确实不易。第二个原因则在于优秀的译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不仅在西方世界，在国内也是如此。第三个原因，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后现代消费社会，严肃的文学以及其他高雅文化产品受到大众文化以及消费文化的挑战。中国古典文学远离当下的消费社会现实，即使英文译本再好也难以打动他们。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由于它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自然无法与那些西方同行的佳作相媲美。如果我们不思考、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期待真正的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

　　最后我要指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西方的学术理论话语由于其强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在一个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语境下重塑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方向，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文化和文学在与全球化的互动中，以本土的因素渗入到全球化的话语中，从而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全球本土化”。如果不考虑到这一客观的因素，仅仅片面地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就不能把握当代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方向，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现行的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6期第1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