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针灸学体系的建构者

　　在铸就中医学知识体系的艰辛历程中,有一位不能忘记的隐匿天才。其名声就传奇而言比不上扁鹊、华佗、孙思邈,就著作影响力而言比不上张仲景、王叔和、李时珍。但透过千百年的迷雾,他却在当代放射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皇甫谧:针灸学体系的建构者

皇甫谧画像

　　□　马晓彤

　　在铸就中医学知识体系的艰辛历程中,有一位不能忘记的隐匿天才。其名声就传奇而言比不上扁鹊、华佗、孙思邈,就著作影响力而言比不上张仲景、王叔和、李时珍。但透过千百年的迷雾,他却在当代放射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他就是针灸学体系的建构者——皇甫谧。

　　由于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张仲景被尊为医圣,孙思邈被奉为药王,在近代科学的洪流中李时珍被科学界称为最具世界意义的中国科学家,而皇甫谧却一直处在不少人知道,但所知不详,明白其有重要贡献,却不知究竟有多重要的尴尬境地。与之可以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墨子,他比皇甫谧更为隐匿,也更具天才。在埋没2000年之后,由于受到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墨子与墨学在明末受到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士大夫们的重视。而在民族危亡在即的清王朝末期,梁启超们将目光投向大隐于历史深处的墨家精神。也许是巧合,也许是规律,皇甫谧被世人重视也经历了如同墨子的两次过程。

　　清代中期以后,封建统治者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的谬论,于1822年下令:“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针灸被逐出太医院后,流落民间,地位一落千丈,作为针灸学体系建构者的皇甫谧,自然也就在社会上日渐被冷落。清王朝被推翻后,随着针灸学在国内地位的逐渐恢复,皇甫谧的声望也渐渐回升。而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兴起的“针灸热”,更是让皇甫谧得到更多人的尊敬,这算是第一波。第二波,则是在中华文化复兴呼声高涨,复杂性科学发展方兴未艾之时,人们把目光再次投向皇甫谧,而这次要比第一波深刻得多,强劲得多。这究竟是何许来由?会带给人们怎样的思考与启发?

　　创造力解放的时代

　　纵观历史长河,不论东方和西方,人类的创造力都有高峰和低谷,对当下影响最大,也是最近的一次高峰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在经历了中世纪长时间的低谷之后,欧洲的创造力得到空前释放,一批文化巨人的出现是其显著标志。在灿烂的星汉中,最耀眼的一颗要数达·芬奇。他的绘画开辟了艺术新纪元,《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直到几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全人类公认的不朽之作。达·芬奇还是卓越的工程师与发明家,其成果涉及军事工程、城市建设、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当代信息产业的伟大发明家、企业家比尔·盖茨,收藏了这位旷世奇才的科学手稿,可见达·芬奇在现代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欧洲文艺复兴是在中世纪晚期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三个主要因素推动了它的兴起与发展。首先是基督教经院哲学长期极端的文化专制,窒息了人们的创造力;其次阿拉伯学者转述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典籍,点燃了公众心中的希望之火;第三马可·波罗带回欧洲的中国故事,激励了社会的开拓精神。有此三种正反力量的作用,黑暗已不可持续,光明就在眼前。在经历了意大利的早期推动,文艺复兴运动迅速遍及欧洲各地,显示出勃勃生机。在积极促进人性解放的同时,科学发现、工业革命、政治改革等一幅幅绚丽的光影,普照欧洲大地,人类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从此西方开始引领全球化进程,推动整个世界向现代社会转化。

　　除了这次激动人心的欧洲文艺复兴,世界上还有哪个时代曾有可以与之比拟的壮举?笔者以为从东汉开始,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中国也发生过一次可以称为东方文艺复兴的运动。当时也有三个主要推动因素,首先西汉时期汉武帝与董仲舒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严重限制了社会的创造力,东汉时期已经远离先秦儒家精神,变得意识形态化的儒家走向极端,权威与迷信盛行,学术低迷、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已经不可避免。其次,先秦道家思想及其与之联系密切的墨家等思想要素,在一批志在突破、奋发有为的学者努力下,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精神的魏晋玄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道大大的彩虹。第三正当此时,从世界三大文明中心的印度,走来了至今深刻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佛教。这是何其相似的时代特征?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当时的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人性解放、科学发展、社会动乱以及随后出现的,可与西方的全球化媲美的隋唐文明高峰。那么在这重要的历史时期,有没有达·芬奇式的杰出学者呢?答案是肯定的。

　　多才多艺的巨匠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整体上已经边缘化,唯有中医学尚以完整的建制存在于西方科学主导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中。而在中医学内部,针灸学则是被当代世界接受程度最高的领域。如果追溯这门学科的源头,会在《黄帝内经》中发现大部分相关的指导思想与技术知识的内容。那么是否可以说,《黄帝内经》就是针灸学体系形成的标志呢?笔者认为,该书中针灸学内容尽管相当丰富,但分散于多篇之中,其间联系也不够紧密,而且针灸学是技术化特征明显的系统,不仅观点需要集中,而且技术化表达方式也要求更为明晰。因此可以将《黄帝内经》视为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但不是针灸学体系形成的标志。因为这只是一种泛称,不必强调技术化的严谨性。可以担当此任的是成书于西晋年代的《针灸甲乙经》,作者为皇甫谧。

　　皇甫谧(215—282年),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省灵台县朝那镇人),生于东汉末期,经过三国阶段,卒于西晋早期。青年时代勤于学习,以著述为务,因撰写《针灸甲乙经》而出名并得以传世。其实他不仅是针灸学者,而且还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只是这些著作已被后世遗忘。经当代皇甫谧研究者考证,他的著作远不止于此,几乎涉及人类知识的方方面面,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多面手。

　　光耀千秋的不朽名著

　　达·芬奇尽管多才多艺,人们还是更愿意谈论他的代表作《蒙娜丽莎》,对皇甫谧也是同样,后世对他最感兴趣的还是那部针灸学体系的奠基之作《针灸甲乙经》。这部经典是针灸学历史上的承前启后之作,意义重大。皇甫谧不迷信当时受到社会推崇的《针经》(灵枢)、《素问》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认为它们“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并自信地“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这充分体现了他以批判和进步为基本特征的创新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同,皇甫谧同时代也有众多文化巨人前后出现,如之前不久的张衡、蔡伦、张仲景、魏伯阳、王充、扬雄等,之后的王叔和、裴頠、嵇康、王弼、向秀、郭象、刘徽、祖冲之等。《针灸甲乙经》于256—282年间成书后,被长期作为太医院的针灸学标准教科书使用,不仅在国内,周边国家也是如此。后世针灸学名作,如明代徐凤的《针灸大全》(1439年)、高武的《针灸聚英》(1529年)、汪机的《针灸问对》(1530年)以及杨继洲的《针灸大成》(1601年)等也都受到本书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与《黄帝内经》看似散乱、跳跃的编写方式与偏向说理的风格不同,《针灸甲乙经》有着现代读者更容易理解的系统性和层次感,以及丰富的技术操作与针对疾病治疗的具体内容,可以说是一部道、法、术贯通的佳作。皇甫谧将经络、脏腑、气血等基本概念整合进精、气、神的关系框架之中,形成以“神”为统领的生理学体系。将病的概念分解为“症”与“证”,从现象与本质两个层面探讨了病的机理,建立了以“证”为核心的病理学体系。把临床表现概括为“常病”“难病”“杂病”和“怪病”,揭示了疾病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理论知识的局限性,提出实践优位和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知常应变”诊疗原则。

　　《针灸甲乙经》从侧面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中医学的文化特点,即不同技术体系受到的哲学影响有所不同。在皇甫谧的时代,张仲景为代表的方脉(内科)、魏伯阳为代表的导引(气功)以及他自己为代表的针灸,基本上概括全了中医学的信息医学体系,可惜的是以华佗为代表的中医学结构医学(外科)体系未能传承下来。在信息医学范畴内,方脉更多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导引更多受到道家思想影响,而针灸则受到道家与墨家的影响。其中道家的影响体现在皇甫谧撰写《针灸甲乙经》时,对《黄帝内经》的内容选择以及理论建构方面的风格特征,而墨家的影响则体现在针灸技术的应用以及行文语言的逻辑化表达方面。皇甫谧的这种文化立场以及综合各家的方向确立,除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也与他不阿权贵、亲近自然、体贴劳动人民的布衣学者生活方式不无关系。而他治疗自身痹病的经历,也自然会起到不小的推进作用。